環境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，政府要做該做的事，社會也應該擔起自己的職責，每個人都應該有所反思，不要指望一蹴而就，但是我們絕對不能開倒車。

　　現實：經濟處罰罰款低落實差，刑事處罰量刑偏弱

　　當前我國環保立法存在的首要問題，是法律上設定的行政處罰上限太低，致使環境違法成本低，守法執法成本高。

　　有關部門統計，我國環境違法的平均罰款不及治理成本的10%，不及危害代價的20%。一個每天排放5000—6000噸廢水的中小型企業，按照每噸水處理費用2元的標準計算，一年就需花費污水處理費300多萬元，而有的大型企業治污設施每天運行費用就在10萬元左右，一年則高達3000多萬元。對污染大戶來說，閑置污染防治設施一天就可以節省幾萬甚至十多萬元。但是，按水污染防治法規定，對于擅自拆除、閑置水污染防治設施，排放污水超標的，Z高只能罰款10萬元，遠不如一天偷排所節省的運行費用。

　　在幾次嚴重的漏油事故中，這種處罰上限之低顯露無疑，比如在2010年7月份的大連新港輸油管線爆炸事故中，肇事者處罰不過區區30萬元，而且遲遲未能落實;再比如在2011年6-8月份的康菲溢油事件中，康菲造成嚴重污染，Z終卻只被罰20萬元。

　　除了經濟層面的處罰力度不夠，環保部應急中心表示，隨著我國環境污染尤其是工業污染問題日趨突出，1998年修訂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，對一些嚴重環境污染的行為進行定罪處罰時，在量刑方面，其力度顯然偏弱。

　　向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濟，公益訴訟或可破題

　　顯然，相比行政執法，向那些受到污染損害的民眾及時提供司法救濟，顯得更有意義，這個工作恐怕還有賴于以各級法院為代表的司法部門。試想倘若受害者在遭受污染后即提出起訴，法院亦及時受理，作出公正判決，要求企業對其污染造成的長遠損害進行賠償，那么法院在保障受害個體的合法權利的同時，也極大地增進了公共利益，起到了控制污染的社會效果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有一些環境污染活動，可能并沒有確定的受害人。這個時候，法院就可以積極探索、建立環境司法保護的新機制，嘗試推行環保公益訴訟。而在即將修訂的民訴法的修改草案也增加了相關規定：即對環境污染、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，有關機關、社會團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。